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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先念同志是我十分敬重的一位革命老前辈。上个世纪50年代前期,先念同志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、省长,后又兼中共武汉市委书记、市长,我在中南空军工作时,耳闻目睹的几件事,令我受益匪浅,终生难忘。

“和平谈判是特殊情况下的斗争,比打一次大仗更为艰巨”

抗日战争胜利后,国人渴望和平。蒋介石想独吞胜利果实,搞假谈真打,先后调集30万大军进行围攻,中原部队所在地区首当其冲。1946年2月,中共中央急电告李先念司令员速到武汉会见周恩来同志,就中原停战问题同美蒋进行谈判。

李先念不带警卫不带枪,只带参谋肖建章,协助处理军务,同时负责安全和生活。

肖建章是农民的儿子,15岁参加革命,16岁就当排长。一次在有人叛变,企图挟持部队投敌的非常情况下,肖建章挺身而出,和大多数同志团结在一起,与叛徒斗争,稳住了部队,顿时名声大振,受到李先念的赞赏。

在去武汉的途中,李先念给肖建章讲了这次任务的重要意义。他说:“过去我们同国民党打过不少仗,现在又要同国民党打政治仗。”“这次谈判斗争在某种意义上说,比打一次大仗更为重要,更为艰巨。这对你这个年轻人会有更大的锻炼。”他还提醒说:“同国民党在谈判桌上据理力争,斗争形式变了,方式方法也要变。现在是在特殊情况下的斗争,小肖,你可不要马虎,要放灵活点啰!”

肖建章说:李司令员这一席话,教育和鼓舞了我。我连连点头,表示领会了首长的意思,决心要学习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进行战斗,使敌人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,在谈判桌上也得不到。

“现在,你要挺直腰板,趾高气扬”

解放战争初期。中原突围时,李先念改穿国民党军服,乘坐火车,途经国民党统治区,绕道回延安,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。陪同他的只有肖建章一人,对外名为随从副官。肖建章告诉我,那时我很年轻,穿不惯国民党军服,别别扭扭,要保证师长安全,总是紧紧张张,小心翼翼,生怕出问题。师长看出我的心理,悄悄地对我说:“小肖,平时我总是告诉你们,在我身边工作一定不要趾高气扬,要谦虚谨慎。现在我们是在特殊情况下,任务不同,身份不同,你要挺直腰板,趾高气扬。你越是这样,人家越不会怀疑我们,我们就越安全,你明白吗?”我说:“明白了!”师长说:“明白就好,但是要尽快适应,一定不能露出马脚。”这以后,我偶尔还有没注意到的,比如说,习惯地称他“师长”或“首长”时,他装作不是叫他,不出声。我知道错了。马上大声称“军座”或“师座”。就这样,我随师长平安到达延安,向党中央毛主席作了汇报。

“我不能当老战友的‘防空洞’”

1952年,全国性的“三反”“五反”运动搞得热火朝天。那时把贪污疑犯和其他经济疑犯,称之为“老虎”。当时的流行语是“山高林密必有老虎”“老虎丛生之地必有官僚主义”,意思是管钱管物的单位“老虎”多、问题多。军区党委组织由保卫部长彭由任队长的“打虎队”进驻重点单位后勤部。那时我在政治部报社任记者,奉命参加“打虎队”。有些干部不同程度被不法商人糖衣炮弹击中,需要分别进行调查核实,其中涉及到后勤部政委程启光的问题。程启光是一位老红军,参军前,和李先念配对,帮人修房子,一个是木工,一个泥瓦工,关系非同一般。他的问题虽不严重,但是如果不查,在群众中会造成不好的影响。彭由队长决定亲自出面找他谈话,动员他主动讲清。

第二天上午,我随队长去程启光家时,家里人说他到武昌李家去了,你们找不到他。他们以为这样避过风头,可以不了了之。队长马上报告军区空军政委吴富善。吴政委说你们等一等,我打电话找李先念同志说明情况,问问他怎么处理好。没过多久,吴政委回话来说:先念同志态度很明确,说我们做得对。先念同志说:“谁有问题,一视同仁,就是天王老子该查也得查!不能因为程启光是我的老战友就不敢查,我不能当老战友的‘防空洞’。我马上说服他,送他回去接受审查。”

程启光同志回到部队后,我随队长去找他谈话,问他李省长对他说了什么。他告诉我们,先念说“‘三反’、‘五反’是党中央毛主席部署的大事。我们老党员都要自觉地带头响应啊!我俩是老伙计、老战友,可是现在有人揭发你的问题,你还是先回去接受审查,交代清楚问题。如果你不回去,给组织上出了难题,人家会说我当了你的‘防空洞’呀!这对你不好,对我也不好。等你的问题处理完了,再来我家住住,我抽空陪你喝点酒、谈谈心。”程启光接着向队长表态,先念说得入情入理,我愿意如实讲清,听从组织上审查处理。彭由队长马上说:“好哇!我们希望你能早点把问题搞清楚,好去先念同志家喝酒啊!”由于先念同志既坚持原则又有人情味,使这一难题迎刃而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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